2014年10月18-19日，刘愿副教授应邀参加由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2014年年会，并发表了《高房价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演讲。文章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跨越的关键。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我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高房价重新激活了中国社会“买田置地”的传统。理论分析表明，在房地产投资高回报条件下，企业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在给定资源禀赋下，企业增加房地产投资减少企业创新投入，高房价抑制了企业创新。根据2006-2013年中国4000多家上市公司和债券企业和252个城市的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房价一方面促进了企业房地产投资，另一方面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房地产投资的确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该文增进了我们对高房价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理解。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张川川在评论中指出了文章的贡献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关的修改建议。其他与会者对文章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0月20日下午，刘愿副教授应邀在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十六讲中发表了《田赋、地租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的演讲。主流观点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豪劣绅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大量失地农民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朝代更替。文章认为，国家田赋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农民失地的一个关键因素。当国家提高田赋时，在人多地少的要素禀赋下地主可以通过高地租将高田赋转嫁给佃农；高田赋削弱了小土地所有者特别是自耕农的自生能力，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甚至佃农，加剧了佃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地租。因此，高田赋既提高了地租，又加剧了农民失地。根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假说：当国家提高田赋时，一方面佃农和半自耕农比例显著提高、自耕农比例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地租显著增加。佃农和半自耕农比例提高时，地租显著的提高；自耕农比例提高反而显著降低地租水平；在同时控制农佃结构和田赋时，两者对地租的作用均有所减小，表明田赋部分地通过影响农佃结构作用于地租。该文对于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地租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周建波教授、管汉晖副教授和张亚光副教授对文章进行了点评。与会者对中国人多地少要素禀赋结构的年代划分、传统社会中小农对大地主的寄主现象进行了讨论，并认为文章为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农村结构变迁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